采访：善慈法师
撰文：刘爱娜居士
法光法师(Ven. Prof. K.L. Dhammajoti)小传
法光法师于1949年出生于马来西亚吉隆坡。法师毕业于斯里兰卡历史悠久的肯伦尼雅大学(University of Kelaniya)，获颁哲学博士学位。自1982年开始，即为该大学巴利文及佛学研究院的高级讲师。1992年获委任为佛学原典系的教授及系主任。
法师广受世界各地学术机构尊崇，获卡加里大学聘任为2000年度努马塔佛学思想讲座教授席，亦是国际知名的《佛学研究》的编辑。2004年，法师加入香港大学佛学佛学研究中心，为旭日基金明德教授席(佛学研究)。2015年，获钦哲基金会颁发终身成就奖。同年，法师从香港大学荣休，旋即创办了香港佛法中心，并与肯伦尼雅大学合办佛学研究课程，中心于2016年更增办中文佛学研究课程。法师亦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座教授，每年均到北京举办佛学讲座。
法光法师精通中国古文、梵文、 巴利文、藏文，是研究阿毘达磨的权威，并专研阿含经与尼阿耶经藏之比较，著作包括《法句经之英译及研究》、The Abhidharma Controversy on Visual Perception、Sarvastivada Abhidharma、Entrance into the Supreme Doctrine、《阿毗达磨：起源、意义与功能》等。
弘法两大原则：以佛法为依归和跨派别
适逢二零二二年为香港佛法中心创辨十周年，本寺特意拜访该中心的创办人法光法师，细听他道来成立中心的本怀及愿景。
问: 法师对于南传、汉传佛教均有深入研究，家师观成上人十分赞叹及随喜南传佛教的修行法门，如不净观、十二因缘观、四念处等，而观音寺则以传统的汉传教理与修持为主。请法师在这方面加以开示，让我们可以从中摸索到一个平衡点。
法光法师： 我弘法有两大原则，其一是以佛法为依归，以佛说去理解和实践佛法；其二是跨派别。
首先，若无教主释迦牟尼佛，就没有佛教。例如，净土宗乃根据《佛说阿弥陀佛经》而立，这固然是佛说，所以，一切都应以佛说为准。
至于跨派别，我认为每人都会因著自己的因缘而信奉某一派别，但除了尊重和认识自己的传统外，也要有一个客观的历史观，要能跨派别，破除偏见，并且以佛为主。
以玄奘法师为例，他本身属于中国瑜伽行派，舍生忘死地到印度取经，取的就是《瑜伽师地论》及其修习方法。他更和弟子们成立了唯识宗，以弘扬唯识为主；但他却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其他派别的经典和思想，如阿毗达摩。我们从他研究和翻译的佛经，就能洞察他的心愿。
玄奘法师的典范和影响力
玄奘法师既爱惜自己的传统，同时亦能超越传统。他理解到，如要学习正法，除了要深入瑜伽行派的传统外，首先就不能执著，而是要有一个客观的历史观，要知道瑜伽行派的起源、背景，要明白其与当时其他佛教派别的联系性，例如上座部（即原始佛教）乃至般若经、阿毗达摩等。
玄奘法师携带回国的，除了是瑜伽行派的经典外，还有很多阿毗达摩和其他原始佛教的经典。由于他曾深入研究这些经典，故此很有心得，可以大加翻译。例如，二百卷的《大毘婆沙论》，那是大部头巨著；又例如，他晚年所翻的六百卷般若经，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。他除了是世所罕见的大天才外，我们从他翻译的经典，就能察见他的心怀。而他在译经方面的成就，到今天仍深具影响力。
时至今天，无论研究小乘、大乘的学者，只要涉及佛教思想发展的，就必须研究玄奘法师所翻译的《大毘婆沙论》，而这部经现仅存中译本，梵文本和藏文本已轶。另外，玄奘法师亦翻了小乘七论。这成就是旷古烁今，不可思议的。正因为他的大愿，他明白这些经典的重要性，亦因为他对小乘没有偏见，所以他才能完成这浩瀚的翻译工程。
由此可见，他发大愿翻译的，并不限于大乘经典。除了翻译《瑜伽师地论》外，他亦翻译其他派别的经典。正因为他了解佛的真实要义，他在印度不仅修习《瑜伽师地论》，还广泛学习其他经典，如般若经、毘昙论，这是我们需要向他学习的地方。他不单对中国佛教有所贡献，而是对全球佛教有所贡献。
香港佛法中心：回顾和前瞻
问：法师成立香港佛法中心的其中一个使命是“学佛而佛学，佛学而学佛”，能否为我们作个阶段性的总结，无论在弘法或办学方面，有哪些目标已经达到，还有哪些是尚待精进？ 中心下一个十年的方向是怎样？
法光法师：我成立香港佛法中心，是要培养华裔佛教学者。现在在国际上享负盛名的佛学教授，大多是外国学者，有的非但不是佛教徒，更有可能是基督教牧师或天主教神父。有部分学者的治学精神，是十分值得借镜的，他们为了研究某些课题，不惜花大量时间去学习语言。但有部分学者翻译佛经的目的，颇令人存疑。例如，曾有学者把真如，译作 a higher model，这些其实都是需要华语学者去拨乱反正的。我特别注意到，华裔佛子未能在国际佛学界上发挥影响力，原因在于中国的佛学研究水平不足，没有一个客观的历史观，对于佛法前后发展的连贯性，没有很深入的认识。另外，就是欠缺语言工具和方法论。
香港佛法中心的使命是要培养佛学人才，强调要回归佛陀的本怀。我所说的“学佛而佛学，佛学而学佛”，意思是要追求学术上的高水准和成就，但我们不会是纯粹的研究者，我们要从佛学中去学佛，把研究佛学、讲学，作为修行。玄奘法师、印顺法师、吕澂大师等都是我们的榜样，他们没有时间举行法会，而我就是从他们身上得到启迪的。
我提倡要回归印度佛法，而这亦是玄奘法师所倡导的。现代的印顺法师和吕澂教授 — 两位中国近代最知名的佛学学者，还有吕澂的导师欧阳境无，同样提倡要回归印度佛教。
回归印度佛法：玄奘等大师的心愿
如果我们能证明，中国佛教的发展非常伟大，是释迦牟尼佛的身教言教，这样说来，回归印度佛法，反而能够提升汉传佛教的价值，和道出汉传佛教的宝贵。若能说明汉传佛教弘扬的是佛陀的教法，这就很有意义， 很伟大了。所以，我们要深入研究从佛陀传下来的佛教传统，并阐明中国佛教的传统乃建基于真正佛教。佛法在中国有所发展，而那发展并不偏离佛法。
印顺法师著书立说，讲经说法，指出大乘佛法乃佛说。他不是违反大乘，反而是想弘扬大乘，他要证明这发展是有联系性的，没有脱离真正佛陀所说。印顺法师不是说大乘佛法比较次要，而是说大乘佛法一定有印度佛教的基础。佛法不能忽略历史上的释伽牟尼佛。在此，我可谈谈我个人的经验。在我准备我的硕士论文时，研读了印顺法师的书籍，心中有很多问题想请教他。最后我到了台湾，每天接受他的指导。他对我说，你现在的做法是正确的，你第一步是要精通毘昙论和瑜伽论。
现在，佛子上佛学院都是修读传统那一套–分宗论派。反观日本学者，他们因能够打破这观念，所以有所成就。多位日本佛学大师都是巴利文专家，而且他们的研究都追溯至原始佛教。例如，水野弘元是出家人，是属于曹洞宗的。平川彰也是僧人，虽然他属于净土新宗，但他同时是阿毘达摩的专家。他们一生的学习，远远超出他们的派别。水野弘元专研南传佛教，他编制《巴利语辞典》，《南传大藏经总索引》，《巴利语文法》。他要花上大量时间和精神，才能出版这些书籍，但他知道其意义所在。因为，就算是净土宗，其根源也是佛陀。（下篇续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