释定贤
在一次由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电影欣赏〈一轮明月〉— 描述弘一大师的生平后，于讨论时间里，其中一位观众提出对出家者质疑的类似老问题：「为何有些人要a抛妻弃子出家？佛教讲悲愍众生，但反对出家者之眷属所受的痛苦，又为何不顾？在家不能学佛修行吗？」今就此类问题，表达一下个人的意见。
按文献记载，佛教约自东汉传入中国后，出家的思想、形态和生活，开始时就被儒者指责为不尽家、国之义务；在孝道和传宗接代的议题上，被指乖违伦常的责难尤甚。倘若成家立业后仍坚持出家的修行者，更鲜为一般世俗所理解和认同。撇开历史上的政治和教理之争不谈，若以世俗之见责难出家人「抛妻弃子」，佛教教主本师释迦牟尼佛当为首要「典范」。
从佛的传记里，可以清楚了解未成佛前的悉达多太子出家的动机和目的。于实际观察中，太子深感有情众生的苦恼、世间的无常、不圆满和无奈，这可综合成八种身心苦恼的类别：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怨憎会、爱别离、求不得、五阴炽盛(前七苦的总结)。他毅然舍弃世俗的荣华欲乐而出家，那是为了寻求彻底灭除痛苦之道，但这并非单为个人的解脱，而是为了全人类和有情众生的究竟离苦得乐为目标，遂以此洞见睿智，义无反顾地将私爱与欲念升华成清净无私的慈悲。出家，便可以心无旁骛，为实践这崇高的理想而精进修行、探索。
出家，就是牺牲小我 (世俗欲求)、完成大我 (慈悲喜捨)、达至无我 (證悟空性) 的过程。
因此世俗对出家者所谓「自私无情、消极遁世、不负家国责任和漠视人伦关系」等种种负面指责，实在是非理性的误解。太子悟道成佛后回国，慈悲开度他的父王、妻儿和亲族平民，以及四十余年在恒河两岸不辞劳苦的教化工作，便是最佳的证明。为修学证悟佛道而出家，继以佛法开解人们的心结烦恼，破除颠倒邪见与迷信行为，提倡积极行善弃恶以改善和掌握自己的命运，鼓励建设自他身心和乐的公平社会，进而指导修学究竟离苦得乐清净之法，难道这是消极无情、遁世无义之事？难道这不是对家国人民的一种回馈和贡献？在人生的各阶段中，要面对各种不同的抉择，无论何种抉择都需要付出代价，取舍的原则，决定于其理想与成果的究竟意义和实质价值。出家，就是牺牲小我 (世俗欲求)、完成大我 (慈悲喜舍)、达至无我 (证悟空性) 的过程。
出家众的主要使命，是要继承佛出人间的本怀，捨离世俗缘务欲乐，和合於一处互相教诫，遵从戒律，约束身心，专心致志地修学、实践、證悟、主持和弘扬佛法。
后来出家学佛修行的正信弟子，尽管因缘各异，最低限度也不会偏离悉达多太子出家的动机和目的太远。不同的是，世尊已将觉证的生命实相和灭苦之道如实开示，佛弟子只需依八正道示和六波罗密为修行基础，从闻、思、修的次第老实修学戒、定、慧，待福德与智慧成熟圆满，便可以如佛一样，证悟真理，自度度人，这是通于出家和在家弟子的。
前述试以释尊为例，撮要出家的原因。但既然出家与在家一样都可以学佛修行证悟，自度度他，那为何要出家呢？这又要回溯释尊成立僧团和戒律的因由了。 「导之以法，齐之以律」，方法与纪律，是成就的关键。此法，当然是指佛法 — 觉悟宇宙人生真理及灭苦之道者的正确知见；律和戒，是僧团（及在家众）所要共同遵守之适当规则和行为规范。
佛成立僧团制度，目的是要令佛法有效和确实地延续和推广，利益后世有情众生。佛曾清楚开示，要「以戒为师」、「以法为师」、「自依止，法依止，莫异依止」。因此，出家众的主要使命，是要继承佛出人间的本怀，舍离世俗缘务欲乐，和合于一处互相教诫，遵从戒律，约束身心，专心致志地修学、实践、证悟、主持和弘扬佛法。
在家修学佛法者，因为环境外缘繁杂的使然，一般是较难达成上述的使命和效果。然而在家佛弟子的重要性亦不容忽视，所谓「内弘外护」，佛教的兴衰，是取决于出家众的素质，以及与在家众的互相尊重、支持和衷诚合作上。出家和在家的佛弟子，可以比喻为老师和学生的关系；并非所有学生都需要成为全职(出家)的老师，但在合适的因缘条件之下，学生当然可以按照自己的志愿，担任兼职或全职的老师，履行相应的功能和义务。
太虚大师〈灵鹫山勉僧〉诗云：「觉树枯荣几度更，灵山寂寞倘重兴，此来不用伤迟暮，佛法弘扬本在僧。」庆幸有菩萨高僧大德的主导，近代的汉传大乘佛教方能从风雨飘摇中渐渐复苏过来！随着时空因缘的变迁，佛法的弘扬出现了不同的适应性，但无论如何，终不能远离佛法的核心 — 中道缘起之根本教理和戒、定、慧的修学与实践。在畅佛之本怀，推行人间佛教的时候，于善巧方便与朴实无华之间应取得适当的平衡，如此佛法方能久住于世，更能深入和广泛利益有情众生。为报佛之大恩和众生之恩，为免世俗的讥疑毁谤，学佛者当时常反躬内省、自强不息啊！
